1928年11月21日，德国著名作家苏德曼在柏林逝世。当时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浦江清先生署笔名“彀永”发表了《苏德曼评传》一文，标题全称为《近顷逝世之德国戏剧家兼小说家苏德曼评传》。全文最初刊载在《学衡》（The Critical Review）第65期“一九二八年西洋文学名人纪念汇编（录大公报各期）”一栏。这里指出一个细节问题：该期《学衡》封面上标明的出版时间“1928年9月”，显然是与实际出刊时间相矛盾的，此外在《学衡》目录中也没有揭示出《苏德曼评传》一文的标题，因此浦江清的文章是临时加进的。实际上，浦江清这篇长文1929年1月14日才由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第53期转载。也就是说《学衡》发表在前，《大公报》转载在后。《苏德曼评传》今见浦汉明编季镇淮审订的《浦江清文史杂文集》（列入《清华文丛》之六，清华大学出版社，1993年4月第1版，26－36页）。
根据浦江清的记载，在11月24日，《北京导报》就报道了苏德曼逝世的消息。在《苏德曼评传》中，浦江清重点介绍了长篇代表作《忧愁夫人》，最后介绍了苏氏的剧本《圣约翰之火》（Johannisfeuer）。浦江清在一夜间通宵达旦读完了三百页的《忧愁夫人》英译全本：“乃一开卷即不忍弃掷，且精神奋振，不能复睡，灯灭继之以烛，支枕读之，至终卷，已曙矣。”这除了他的“英语水平高”（浦江清的同学施蛰存先生在《浦江清文史杂文集·序言》中所说）外，与这本小说的吸引力是不可分的。在《苏德曼评传》中，他又说：“今读《忧愁夫人》小说，令余堕泪不禁者尤在全半部，盖其有力之描写，实使余联想至余幼年时一二极悲绝哀之事。”他赞叹苏氏文笔：“在德国文学中，文笔简净，实无出此书右者。”
在德国文学史上，戏剧家、小说家苏德曼（Hermann Sudermann，1857－1928）是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豪普特曼（Gerhart Hauptmann）齐名的自然主义巨擘。1857年9月30日，苏德曼出生于德国东普鲁士马茨肯（Matzicken，今立陶宛境内）的一个拮据的啤酒酿造商家庭。青年时期他曾在哥尼斯堡、柏林等地学习过文学和历史。
今天，苏德曼的名字一般的读者可能十分陌生。但在20世纪上半叶，他在中国却是一位很出名的德语文学作家。他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小说代表作《忧愁夫人》，得到中国读者和作家广泛认同和喜爱。上面所引的浦江清先生的文字就是一例。我们还发现，《忧愁夫人》还给作家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回忆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时说，胡风特别提到了苏德曼这部小说：“苏德曼的《忧愁夫人》，那里面的一个人物的遭遇和性格好象和我自己有某些相同点，因而留下了印象。但这种性格和心理活动是应该受到批判的。”（胡风：《略谈我与外国文学》，见《中国比较文学》1985年第1期，浙江文艺出版社，第175页）。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苏德曼长篇小说《猫桥》也是20世纪最早被译成中文的德语文学作品之一。它由吴木寿根据日本登张竹风的译本译出，译文沿用了日译本的标题《卖国奴》，自1904年8月至1905年4月在上海《绣像小说》上连载，发表时未署译者姓名。1905年《卖国奴》出版单行本，列入商务印书馆《说部丛书》第二集第六编，1913年重印。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中译本几乎是与日译本同时出现的。译文采用了中国传统的章回体，在译文中间或出现些译者的点评文字。《卖国奴》译本今见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翻译文学集一》。长篇小说《忧愁夫人》的译介，较早的是上海中国公学出版的《新群》创刊号（1919年11月），署名“KS”的译者翻译了这部小说最后一章关于“忧愁夫人”的寓言。稍后有胡仲持的完整译本（1924年），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，解放后大陆、台湾皆有新译本出现。《猫桥》后有成绍宗译本（1930年），台湾则有周学普从德文直接翻译的译本。短篇小说集则有周颂棣从英文转译的《快乐的人们》（1932年），收小说三篇，列入现代文学丛刊。当时翻译（大多自英文转译）的苏德曼短篇小说的单篇亦散见于各种选集和杂志中，现将查考到的篇目汇聚在一起，以见当年译介情形的一斑。短篇小说《大除夕的忏悔》，先后有寿潜、虚白（即曾朴之子曾虚白）、席涤尘、钱歌川等人的翻译。周瘦鹃也翻译了《冬夜诉心》，见他的四卷本《世界名家短篇小说全集》（上海大东书局1947年5月初版）。《挽歌》见徐沉泗编选的《德匈作家选集》（上海中央书店1939年4月初版），又见1941年9月益智书店初版的海藻编选的《新世纪小说选》。鲍屡平译的《福》见《大都会的小故事》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2月初版）。愈之（即胡愈之）译的《欢乐的家庭》，见《世界名著小说选》（第二集，松江梅花书馆版）。小说《秋》则有胡仲持译本，见广州出版的《文艺生活》（光复版）第8期，1946年9月。
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苏德曼戏剧在中国流布的情况。在五四期间，对西洋戏剧素有研究的宋春舫翻译有独幕剧《推霞》（Teja），载于《新潮》1卷2号，系用文言翻译。在序言中，宋氏从“卫道士”的立场对苏德曼戏剧中的妇女形象进行了诋毁，说什么她们的人格“皆卑鄙凶淫不足道”。译文发表后，鲁迅迅速作出了反应。在1919年1月30日致钱玄同的信中，鲁迅说：“昨天看见《新潮》第二册内《推霞》上面的小序，不禁不敬之心，油然而生，勃然而生；倘若跳舞再不高明，便要沛然莫之能御了。”（见《鲁迅书信集》上卷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76年，第21页）同年4月16日，在致傅斯年信中，鲁迅继续表示对译文“实在不敢恭维”（同上，第23页）。1920年3月，在日本留学的以今日中国之易卜生、席勒自励的田汉也在致郭沫若的信中对宋春舫的做法表示失望，认为他的序言“非常武断，不类深能了解Modern Spirit之人”，对他的“批评眼”提出怀疑。（此信收入著名的《三叶集》，此处引自《田汉文集》第十四卷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36－37页）。当时苏德曼的戏剧在日本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盛况。据田汉介绍，苏德曼的名剧《故乡》一剧就曾多次上演：“Magda这剧，日本于明治四十五年（民国元年）五月三日由岛村抱月先生组织的文艺协会在东京的有乐座上演（但我看的在民国七年九月）……后来到了大正三年（民国三年）八月在歌舞伎座又演一次……大正七年九月此剧改作为《神主之娘》，与《沉钟》同时上场……”。田汉观看的就是这次，他为剧情所深深打动，“归时秋雨满街，灯光洒地”（同上，第38页）。
除宋春舫外，介绍苏德曼戏剧的还有潘家洵、李?和施蛰存。潘家洵翻译的是独幕剧《福利慈欣》（Fritzchen），译文见于《新潮》2卷5号。1928年7月上海新文化学会初版的《世界小说名著提要》（查士元、查士骥译述）介绍了苏德曼的《故乡》。李?翻译的剧本《故乡》出版于1930年，系从英译本转译。在抗战期间（1941－1942年），施蛰存先生在福建长汀从英文翻译了苏德曼的“以死为主题的”历史独幕剧《戴亚王》。对苏氏的剧本，施先生在译文后记中评价为“取材大都是德国人的日常生活，但他从心理方面去观察，往往成为精警的故事”。《戴亚王》发表在何种刊物，目前尚无从查考。
1942年，滞留北京的学人毕树棠则在中德学者联合创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《中德学志》（4卷1期、2期）上发表了《苏德曼论》的长篇专论。这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总结苏德曼文学创作的最翔实的一篇、也是最后的一篇文献。
